今年大部分时间，原本风生水起的代购们都在准备一件事——过冬。
为了躲避越来越严格的海关检查，他们换掉微信号、买更贵的航班、打游击一样变换采购的目的地，从韩国、日本再到泰国、马来西亚，有人一个月把这四个国家转了个遍，买完回国放下，然后再起飞到下一个地方，尽最大努力囤货。
也有人做着相反的事——他们在朋友圈打出的商品广告前缀上了“特价”，要把手里没卖完的代购商品迅速清掉，为以后的转型做准备。
恐慌源于8月31日颁布的《电子商务法》，其中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缴纳税务。毫无疑问，代购是其中一份子。
从明年1月1日起，想成为一个正规的代购，意味着在买卖两国办证交税，而这些费用，曾都是他们拿在手里的利润。当代购无利可图，他们纷纷在最后几个月中想着各种法子，多赚些钱或是趁早寻个新财路。
文 | 巴芮
编辑 | 陈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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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气氛从年初就开始了。
新闻里滚动着海关查处售卖假冒伪劣进口化妆品窝点，和打击管理“水客”的消息。而朋友圈里那个年出货量在亿元以上的大代购一夜之间停掉了自己所有的买卖。前一天还刷屏地发着商品广告，第二天一早就宣告“不做了”，没说原因，只留下一个用于售后的微信号，便永久退出了朋友圈里的代购广告征战。
李佩霖清楚地意识到，代购做不长久了。
在那之前，李佩霖已有5年代购经历，最初在德国帮人带奶粉，后来也成了偶尔到韩国扫货的日韩代购——凭借着欧美品牌在韩的价格优势，韩国近乎成了亚洲代购天堂。距离近、成本又低，李佩霖眼看着圈子里的同行爆发式增长，尤其是前两年——500人的代购群，两个月就满员了。
有代购记得，从韩国回来的航班总是拥挤的。行李架、座位下、人身上，所有空间都被塞得满满当当的箱包袋占据着，机舱门口还堆着二三十个已经没处放的箱子，空姐们大喊着维持秩序：“我们这条线就是代购多，大家忍一忍！”有空姐说，每次轮到自己飞韩国时，她们都会在心里祈祷“人少一点”。
机场工作人员整理行李箱中。 图 / 网络
“十八线小代购”李妍从2014年开始做代购，每月飞一次韩国，每次都把两个满满的28寸行李箱、几大袋从机场免税店扫的货连拖带拽带上飞机，带回国内。
在过去几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风险远低于收益，但从2017年开始，李妍明显感到了紧张的气氛，遇到从韩国回国的航班，海关人员提起百倍的精神，每个箱子都要过检。
李妍谨慎地把两个手提箱减成了一个，把手表拆盒后藏在衣服里，下飞机前把微信切换成私人账号，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游客。
身份锁定从开箱之前就开始了。有经验的海关人员都知道，代购往往会选择便宜的航班，时常在夜里返程。越来越多的行李箱被要求打开，接着是微信，那些对话框中的交易记录、资金流水和朋友圈的商品广告，成了代购拿在手上的定时炸弹。
炸弹被一个接一个引爆。李佩霖手下的一个代购成了其中之一，不久前刚“被税了一万六”，这一趟基本等于白跑。
一切似乎与即将推出的《电子商务法》有关。今年8月31日，五年前开始起草、历经四审的《电子商务法》通过审议，将于2019年1月1日起付诸实施。
代购们对号入座地将其称为“代购法”，代购的大部分利润出自税前国内外商品的差价，而根据《电子商务法》要求，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要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缴纳税务。也就是说，原本“拿了客人的钱跑腿买买”的代购们需要分别申请买卖两国的执照并交税。
“商品交了关税之后，不就跟专柜一样的价格了吗？没准更高，人家不能去专柜买吗？”李妍很沮丧，这相当于切断了靠代购赚钱的可能。她不甘心地盘算着，如果《电子商务法》只是从海关方面变严的话，可以改线路飞去别的国家，或者换个地方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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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击先于对策到来。“代购法”消息爆出不到一个月，代购们就迎来了“末日”。
9月28日，上海浦东机场T2航站楼，一个航班上百代购被查，面膜按片数，一片罚20元，10支唇膏罚1800元……一个胆子大的男生带了几块总价178万的名表，被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后，他在海关办公室下跪求情，还是没能逃脱被缉私队羁押的惩罚。
网络疯传的“血洗”现场。 图 / 网络
这一天成了代购圈里只说“9·28”就能勾起集体恐怖回忆的纪念日，在群里看到同行直播“血洗”的现场，此前两天刚从韩国回来的梁靖直感到后怕。她胆小，再也不敢往韩国飞。10月飞日本的机票是早就订好的，便怯生生地去了，只敢带了些零食和小物件回来，从此再没出去过，“也不打算再去了”。
李妍们想取道香港的路也已经被堵死。早在7月，深圳海关就开始在口岸的海关E道加装人脸识别系统，过客过关时间、次数与退港记录等信息像盖头一样被掀开，15天内出入境超过一次的游客，只被允许放行旅途必备品。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已经安装了人脸识别。 图 / 网络
除了“人肉代购”，来自境外的包裹也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代购崛起后，国外物流公司的“包通关”业务也随之扩大，它们的运费高于普通直邮，但仍低于税费。据业内人士透露，所谓包通关，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货从海外邮寄到香港后，人肉背到深圳，再散到全国各地。
8月，李佩霖的代购朋友迟迟没有拿到货，那是他花了高倍包通关邮费寄往国内的十几万代购商品。他急匆匆买了机票飞到日本，却发现物流公司已经人去楼空。
一个在意大利做代购的姑娘抱怨，近几个月，从意大利发回国内的代购包裹十个有七个被查，比例高出从前三倍，不久前，一个价值8000多元的包，过关时补交了2000多元的税款，利润肯定是没了，就连城里那家温州人开的物流公司都关了门。
种种迹象表明，代购这个随着新媒体网络逐步崛起的新兴商业族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近千个代购在李佩霖的朋友圈里躁动了起来，并逐渐分裂成了两派。
一派是被李妍称为“刀口舔血”的胆子大的人。他们的朋友圈定位频繁切换着国家和城市，上周还在韩国和日本，也许下个礼拜就去了泰国或俄罗斯。一位答应接受采访的代购，因为6天一飞的频率，忙到根本没时间接受采访。
一批远在澳大利亚的老年买手也在加紧囤货，《电子商务法》规定，没有中文标签、不是国家认监委认证工厂生产、未获取配方注册证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不得在网络平台销售。墨尔本当地的华人大爷大妈们组起了“扫奶帮”，每天从超市开门一路买到超市关门，“扫”走了当地超市和药房里90%销售的奶粉，号称“联合起来可以决定墨尔本奶粉现货的价格”。
澳洲商场抢购奶粉的华人。 图 / 网络
奶粉每人限购两罐的规定根本成不了阻碍，帮派成员们每次买完出门就把奶粉藏到附近的厕所或垃圾房，再折返回去用自助结帐机继续“扫”。跟那些“刀口舔血”的小年轻一样，他们要在这最后几个月里多赚几笔快钱。
另一部分人则显出“颓势”，开始清手里的囤货。在朋友圈转发“代购法”的消息中，夹杂着“且买且珍惜”、“特价”的清货文案。顺着一串串长长的链接，恐慌精准地传递给消费者。
“我觉得我也是醉了，一个消费者感觉好像钱送不出去一样。”去年才毕业工作的杨大奕慌乱程度完全不亚于代购，“好多品牌我都好喜欢的，好想用的，但是我害怕我再不买，以后就没有机会用了。至少不能以当下代购的价格买到了。”
杨大奕开始囤护肤品，水、乳、精华成套地买，花了一万多人民币后，她的恐慌才被稍稍抑制住。杨大奕的同学，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研究生补助，还问父母要了几千块钱，急火火地囤了足够用一年的护肤品。
恐慌的消费者们把这视为一种避险：“反正都要买，不如趁这时候价格好先囤了，至少明年有的用，到时候变成什么样，都跟我没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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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购在中国人的消费版图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同的人有不一样的认知。
有媒体将代购描述为一个“万亿规模的行业”。但在跨境电商研究中心主任王汝林的认知中,“能有一半就不错了”。他记得曾有学者估算过，在代购或海淘最火爆的时期，从业者也不过20万人，而真正的“人肉代购”大约不足5万人。
代购始于国货低迷时。2008年国内奶制品污染事件爆发，国人开始寻找各种渠道购买国外奶粉，一时代购盛行。贺卿峰是国内较早做代购的一批人。那是2012年，“代购”是百度搜索中“未来十年最有前景的行业”。
随着国内消费主力军迭代成80后新中产，轻奢品类在淘宝销售数据中持续增长。贺卿峰组织了上百买手帮国人代购海外轻奢品牌包袋，后来品类又进一步扩展到各种日用品。
贺卿峰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与同行截然相反的路径——别人都是离政府越远越好，而贺卿峰直接找上门去了解政策，“因为我这个行业是在传统的灰色地带，我不希望自己哪一天去坐牢了。所以我要保证自己绝对不违法。”
那时，代购还是个刚冒头不久的新鲜事物，宁波市被列为全国“跨境电商五大试点”之一，贺卿峰成了海关和保税区部门的“红人”，常被请去做“如何让跨境购正规化”的演讲。2015年，因为做海淘、代购，贺卿峰被宁波市总工会评为“宁波市首席工人”。
也在这一年，国产微商的三无面膜被陆续曝光，对国货的不信任情绪刺激了海外代购疯狂增长。2016年之后，进入了代购们口中的“全民代购时代”，几乎所有从业者都认同代购是个好财路，因为它门槛低、来钱快。
代购在朋友圈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也在更大范围内影响着经济业态。围绕代购，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李佩霖记得，在代购的鼎盛时期，大代购雇人去韩国免税店排队买限量套装，薪水按小时支付。
在韩国经营旅社的华人们特意为代购开设了免费的包车接送服务。他们把代购带到免税店，代购从免税店购买商品会获得返点，而旅行社也会从中得到一些利润。“我们是有要求的，购物2000美金以上才给免费接送。”一个专门做济州岛免税返点的男人说。
韩国乐天免税店里的中国游客。 图 / 网络
但两个月前，李佩霖再去韩国，她发现这些组织者都在盘算新出路了。代购动向的变化带动了新业态的生长，李佩霖观察，从今年7月开始，迪拜成了代购界的一块肥肉，代购们纷纷去背藏红花回国卖，“暴利，但是好景不长，三个月大家就知道底价了。”现在，代购们又纷纷飞向了泰国。
因为往来方便，台湾金门也成了代购经常光顾的地方，很多当地人发现，“一夜之间甚至多了好多日本药妆店”。金门民宿的经营者还专门为代购推出住宿包电动车使用的套餐。
在贺卿峰看来，代购的能量远不止于此。他记得，早些时候，几个大代购可以联手将一个国外品牌在国内炒火，在他看来，碧然德滤水壶、Swisse保健品等品牌都是率先由代购发掘，而后在国内兴起的。
“你会看到代购圈的那些图片经常出现很模糊的一个情况，因为代购之间经常互相转，一般头部玩家发出一条消息，三天之内他的这条消息会散布遍全国。”贺卿峰不无自豪地说。
最近，杨大奕在逐渐“醒悟”，朋友圈里“甩卖”的代购们并没有消失，广告又重新出现，只是在代购货品中，开始穿插进国货微商的广告，有人转发电商内部优惠券，有人卖国产品牌的衣服，还有人卖起了水果。
微博上也有敏感的路人公布了自己的发现：“朋友圈里三个平时往来韩日法的小代购，突然在两天内齐刷刷发起了某几个国产医美品牌”。他以为是医学护肤品要换水了，殊不知是海外代购的大洗牌。
在代购被《电商法》冲击的时候，某些微商看到了机会，群里、朋友圈中，他们趁机将法律拉来为自己背书，“现在微商买卖双方也被法律纳入保护范畴！微商行业将掀起新一轮的创业浪潮！现在的微商相当于十年前的淘宝，顺势而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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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务经理刘晏辰看来，代购的角色有点像多年前的黑车，挂个小灯，私自拉活儿，“滴滴出现之后，黑车就变成了网约车”。他觉得现在是到了代购散户大洗牌的时候了。
贺卿峰想要成为做“滴滴”的人。他搭建了自己的跨境电商平台，直接与品牌接洽进行分销。
此外，筛选了一些国产品牌，“其实是把代购跟微商的资源做了整合。”贺卿峰乐观地相信，消费者的兴趣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大牌的盲目信仰正在消退，优质国货的机会正在到来。
对大部分人来说，迷茫依旧是被《电子商务法》影响的人的当下状态。
李妍没订明年1月的机票，和很多同行们一样，她把工作都只安排到12月底。大家都在观望，“具体的我们不知道它怎么实施，现在还不能量化到具体的影响”，他们在等待，“等着看一月份同行出去看看情况我们再做决定。”
上大学时，梁靖就兼职帮代购做营销，去年毕业后直接入了行。
但代购从没给过梁靖安全感，她自知这不是个长久之计，但代购是自带“魅力”的——来钱快，赚得也许比自己去上班还多，这总是让人难以舍弃，于是梁靖边飞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准备着转型。时候到了，现在，梁靖的微商广告逐渐取代了代购广告，自己的代购朋友也做起了开服装店的谋划，“明年如果代购这个样的话，也可以没有压力地就退出好了。”
至于转型的方向，依托平台或者开店是最常被提起的选项，王汝林判断，代购们转型的过程并不艰难，“因为这些人并不是‘隔行’的转型，只是业务重点的转变”。转做网上代运营，也是熟悉的业务，“做好了，会有更大的商机。”
还有一些人再也无法回到代购前的生活了，“原先可能那帮人是老师，是银行上班的员工，看重了短期的利益出来了，没做多久，发现自己被盯上了，甚至被罚款了，非常懊恼，也回不去了。”贺卿峰语气平静：“因为做人肉代购也是创业嘛，创业是条不归路，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