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到2018年的40年，也是中国人两性、婚姻、家庭观念剧烈变革的40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中国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冲突与焦虑，便成为剧变的副产品。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第一位进行同性恋研究的学者，李银河以“拓荒者”的身份，承受了许多压力。
口述：李银河
采访、整理： 马戎戎
李银河（黄宇 摄）
1973年，我20岁左右，刚刚从内蒙古建设兵团回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按着“世界文学名录”按图索骥，看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我发现，那些世界名著里差不多全都在写爱情，《怎么办》《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罗密欧与朱丽叶》……
那个时候，我对爱情的看法就已经和父母那一代不太一样了。我开始认识到，婚姻和家庭不仅是过日子，也不仅是非常实用的那种。
其实我的父母，他们也不是“过日子”，他们之间也是浪漫的爱情：他们两个是在延安相识相爱的。有一次，我问我的母亲，你们那时候是怎样相爱的？我母亲说，就是有一回过河，她摔了一跤，差点摔进河里。我父亲拉了她一把，然后他们就“好上了”。他们其实也是因为感情而结合的。
但是在“文革”的时候，爱情和性是绝对的禁忌。因为爱情和性，本身属于私人领域，和当时狂热的集体主义是对立的。当年《联合报》给王小波评奖，一些评委说：“小说写的倒是不错，但是为什么非要写这么多‘性’呢？”其实，王小波笔下的性是一种反抗，用人最本质的生命力来反抗秩序对人的异化。
1982年我去美国读书，硕博连读，选择的是社会学系。去美国之前，我在社科院做过一点婚姻调查，所以博士论文写的也是当代中国的婚姻和家庭。回国以后，我的研究领域其实也集中在三个方向：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性研究。
1988年，我从美国回国，准备搞社会学研究。当时北大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急需1988年毕业的，既是学社会学的又愿意回来的博士，我就成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我的导师是费孝通。我当时报了10个题目，研究方向包括婚前性行为、婚外恋、单身、不育等等。这10个研究题目，费先生都非常支持，最后编辑成一本20万字的书《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我能够感受到，中国进入了一个变革的时代。以婚姻家庭这个领域来说，好多人的观念都在变：性的观念在变，生育的观念在变，结婚的观念也在变。好多人不想结婚了，城市里还出现了一批人自愿不育。在几千年的中国，这根本不可想象。
我的一项早期研究是关于生育观念的。我到浙江一个非常小的小村子，还有山西我最早插队的农村做调研，和城市的自愿不育者进行对比。能感受得到农民对“计划生育”这个政策的紧张态度，因为这个政策和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太不一样了，冲突非常激烈——计生干部们说自己的工作是“天下第一难”。但是你看现在，国家鼓励年轻人生二胎，年轻人都不生。中国人真的是改变了。
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起这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我们称之为“现代化”。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中，上海总是数据最显眼的一个城市。比如说单身率最高、结婚率最低，离婚率最高、同居率最高。所有最先锋最前卫的指标都在上海。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经历了现代化过程的大都市。社会观念的变化都首先在这里有所反映。北京的数据也很高，但不如上海那么前卫。
在婚姻家庭领域，第一个趋势是“核心家庭”开始成为主流。所谓核心家庭就是一对夫妻，加上他们的未婚子女。和父母等几代人住在一起，叫作“主干家庭”。美国在20世纪00年代已经开始了核心家庭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成为美国最普遍的家庭形式。而在中国的20世纪70年代，三代同住的主干家庭比例还很大，当时的数据是20%～30%。从80年代开始，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中国家庭的主流。
第二个趋势，是单亲家庭增多。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刚做研究时，单亲家庭只占3%左右，2007年我们的调查显示已经是12%。当时是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基本可以推论到5个城市的家庭，一个城市大概有800个样本，一共4000个家庭。
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是变化最大的，1989年北京（有婚前性行为）的随机样本是15%，2011年清华大学做过一个研究已经达到71%。这个变化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在和“童贞观念”有关的择偶标准调查中，中国人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来都是非常靠前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而在美国的男女青年择偶标准中，对方是否为“处男”或“处女”只排到第17、第18位。
在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性研究三个方向中，性研究的禁忌最多，压力也最大。因为我们的社会，几十年来，一直是反性禁欲的。具体到研究上，一个表现就是，和性有关的研究课题，基本上不可能申请到经费。
比如说我带的一个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想写“虐恋”群体，希望能够进行“经验调查”。我写过《虐恋亚文化》这本书，但依据的都是文献。然而，我的这个研究生，他的开题报告根本没通过。社科院的负责人都不同意，说这个太敏感了。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中非常矛盾和分裂的一面：一方面觉得“性”非常敏感；一方面又被认为不重要。
李银河在上海举行讲座纪念王小波去世10周年（赵昀 摄 | 视觉中国供图）
我最开始做同性恋研究时，遇到的最大的反对意见是：“那么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你研究这个干吗？”持着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同性恋人群仅仅占总人口的4%，你们干吗不去研究占人口50%的一些人的问题？另外一种意见，就是“你为什么不去研究社会分层？”可其实这就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有人研究大象，有人研究昆虫，只是研究的领域不一样而已。
而且，无论虐恋还是同性恋，并不像主流想象的那样，只是特别少数的人才喜欢。虐恋也是人真实的心理需求。很多看起来非常强悍的人，人性深处其实反而有一点希望“被羞辱”的欲望，这也是一种补偿心理。
最早在做同性恋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困难，就是线索不太好找。当时同性恋是很受歧视的，大街上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我的第一个同性恋调查对象是当时做的一个单身研究的采访对象。当时我在《北京晚报》上登广告征集“独身主义者”，大概征集了40多个人来参加我的单身研究。其中有一位30岁的男士，我访问到他的时候问他单身的原因，他回答的时候就答不清楚，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后来他就跟我说：“我看你留学回来也不像个坏人，我告诉你吧，我单身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同性恋。”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同性恋调查对象。后来我用社会学中的一种滚雪球的方法，他介绍他的朋友来，还有朋友的朋友，这样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个调查对象最后到了120多人。
后来王小波也加入到这个研究中来，有一些特别年轻的同性恋者不愿意跟女的谈，这个时候王小波就会来帮我谈几个。另外一些需要到男厕所去进行的调查，也是王小波去。有一种传言说我为了搞男同性恋研究，女扮男装到男厕所，其实不是，是王小波去的，有线人的，带着到厕所。这个工作也为他写《东宫西宫》积累了素材。
从事“性”研究的另外一个压力，就是中国人总是把性和道德联系起来，把正视“性”和宣扬“色情”联系起来。2014年11月，广州举办了一届“性文化节”，邀请了华中师范学院的彭晓辉教授来做演讲。在演讲中，忽然有人冲出来向他泼粪。还有人在西安把我的照片挂出来向照片泼粪。他们的观点是，你看这个人主张婚前性行为，主张自慰无害，多么堕落。
我理解这是一种焦虑。从只有15%的人有婚前性行为，而且其中好多还是固定伴侣，到71%的人有婚前性行为，这是观念上多么大的转变和冲突。而且20年不到，时间这么短。所以，很多人会非常恐慌，非常焦虑，因为跟原来的差距太大了。但事实上，一个人的性观念、性行为跟道德没有必然的关系。你不能说，一个喜欢多人性关系的人一定就是一个道德低下的人。
2005、2006年前后，我曾经努力倡导过国家在涉性法律上的宽松。1997年，中国取消了流氓罪。在“流氓罪”这条法律下，一切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违法犯罪”，但还有“聚众淫乱罪”。其实，包括聚众淫乱罪、关于淫秽商品的法律等等，这些法律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没有的。
其实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涉性法律变化也非常明显，这个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些涉性法律虽然还有，但是很少实施了，判刑比较少了，案例也比较少了。比如根据淫秽品法而判罪的数量绝对减少了。这些都说明中国的风气越来越开放，涉性法律在走向宽松。
我觉得，无论如何，现在保守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说，几十年前可能90%的人像他们这样想，那现在只有10%的人像他们这么想了。那我所做的一切，就没有白费。
手记
很多年里，李银河在大众的印象中一直是“王小波的遗孀”，而她本身在学术上的建树和成就反而被遮蔽了。事实上，李银河身上有很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中国第一位进行同性恋研究的学者。
2000年后，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李银河，总是被妖魔化。她倡导“卖淫非罪化”，被曲解为支持卖淫嫖娼；她主张性的去道德化，主张取消“聚众淫乱罪”，被曲解为支持乱伦、群交。在西安，有人对着她和其他性学家的照片泼粪。
李银河认为，在正视人性和欲望这方面，中国人刚刚走出中世纪。
事实上，正视性，不代表就支持性放纵；正视同性恋等亚文化的存在，也不代表着就是要倡导婚恋主流变成同性恋。早在《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李银河就阐明过这一点：“社会学研究同性恋文化，仅仅因为它是存在的东西。我们说的文化，属于存在的论域，跟提倡没关系。实证的科学，研究的全是已存在的事。”
作为人在生存之外最重要的原始本能，性，原来是一件非常自然、正常，非常私人领域的事情。然而，宋代之后，中国人的性观念逐渐走向僵硬和扭曲，自然的性也日益与道德、秩序捆绑，这导致了对性的态度：极端压抑，或者极端放纵。然而无论压抑或放纵，都不是自然、科学和健康的。
虽然屡屡因为“性”话题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但是李银河的研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性”。早期她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敏锐地感知到当时中国人在两性观念及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变化，并运用社会学方式进行科学的统计和研究。她也是最早将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介绍到国内的人。
正如她在采访中所说，1978到2018年的40年，也是中国人两性、婚姻、家庭观念剧烈变革的40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观念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冲突与焦虑，便成为剧变的副产品。
与如此巨大的变革、14亿人口庞大体量殊不相称的是，目前中国从事“性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不超过20人。这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彭晓辉教授，包括李银河等“第一梯队”学者近年来纷纷退休，而后继者寥寥。
一方面是“女德班”的卷土重来，一方面是科学研究及传播两性、婚姻、家庭的学者们的声音长久被压抑和曲解，中国的“性社会学”依然是一片亟待开发的广袤土地，中国人在走向科学、自然、健康的两性观、婚姻观、家庭观的道路上，依然有很多障碍要跨越。
2012年，李银河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退休。退休后的她长住威海，住所坐落在威海最美的一片海滩旁。在这里，她上午写作，下午读书，晚上看电影。她说，她最喜欢的书之一，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她现在想把表达形式转为以小说为主，而且只写“虐恋”这个主题。她告诉我，虐恋这个东西太有趣了，它本身的戏剧性特别强。写的时候，根本不是她自己在写，而是冥冥中有一种力量把着她的手，让她写下来。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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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李银河
采访、整理： 马戎戎
李银河（黄宇 摄）
1973年，我20岁左右，刚刚从内蒙古建设兵团回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按着“世界文学名录”按图索骥，看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我发现，那些世界名著里差不多全都在写爱情，《怎么办》《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罗密欧与朱丽叶》……
那个时候，我对爱情的看法就已经和父母那一代不太一样了。我开始认识到，婚姻和家庭不仅是过日子，也不仅是非常实用的那种。
其实我的父母，他们也不是“过日子”，他们之间也是浪漫的爱情：他们两个是在延安相识相爱的。有一次，我问我的母亲，你们那时候是怎样相爱的？我母亲说，就是有一回过河，她摔了一跤，差点摔进河里。我父亲拉了她一把，然后他们就“好上了”。他们其实也是因为感情而结合的。
但是在“文革”的时候，爱情和性是绝对的禁忌。因为爱情和性，本身属于私人领域，和当时狂热的集体主义是对立的。当年《联合报》给王小波评奖，一些评委说：“小说写的倒是不错，但是为什么非要写这么多‘性’呢？”其实，王小波笔下的性是一种反抗，用人最本质的生命力来反抗秩序对人的异化。
1982年我去美国读书，硕博连读，选择的是社会学系。去美国之前，我在社科院做过一点婚姻调查，所以博士论文写的也是当代中国的婚姻和家庭。回国以后，我的研究领域其实也集中在三个方向：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性研究。
1988年，我从美国回国，准备搞社会学研究。当时北大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急需1988年毕业的，既是学社会学的又愿意回来的博士，我就成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我的导师是费孝通。我当时报了10个题目，研究方向包括婚前性行为、婚外恋、单身、不育等等。这10个研究题目，费先生都非常支持，最后编辑成一本20万字的书《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我能够感受到，中国进入了一个变革的时代。以婚姻家庭这个领域来说，好多人的观念都在变：性的观念在变，生育的观念在变，结婚的观念也在变。好多人不想结婚了，城市里还出现了一批人自愿不育。在几千年的中国，这根本不可想象。
我的一项早期研究是关于生育观念的。我到浙江一个非常小的小村子，还有山西我最早插队的农村做调研，和城市的自愿不育者进行对比。能感受得到农民对“计划生育”这个政策的紧张态度，因为这个政策和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太不一样了，冲突非常激烈——计生干部们说自己的工作是“天下第一难”。但是你看现在，国家鼓励年轻人生二胎，年轻人都不生。中国人真的是改变了。
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起这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我们称之为“现代化”。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中，上海总是数据最显眼的一个城市。比如说单身率最高、结婚率最低，离婚率最高、同居率最高。所有最先锋最前卫的指标都在上海。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经历了现代化过程的大都市。社会观念的变化都首先在这里有所反映。北京的数据也很高，但不如上海那么前卫。
在婚姻家庭领域，第一个趋势是“核心家庭”开始成为主流。所谓核心家庭就是一对夫妻，加上他们的未婚子女。和父母等几代人住在一起，叫作“主干家庭”。美国在20世纪00年代已经开始了核心家庭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成为美国最普遍的家庭形式。而在中国的20世纪70年代，三代同住的主干家庭比例还很大，当时的数据是20%～30%。从80年代开始，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中国家庭的主流。
第二个趋势，是单亲家庭增多。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刚做研究时，单亲家庭只占3%左右，2007年我们的调查显示已经是12%。当时是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基本可以推论到5个城市的家庭，一个城市大概有800个样本，一共4000个家庭。
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是变化最大的，1989年北京（有婚前性行为）的随机样本是15%，2011年清华大学做过一个研究已经达到71%。这个变化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在和“童贞观念”有关的择偶标准调查中，中国人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来都是非常靠前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而在美国的男女青年择偶标准中，对方是否为“处男”或“处女”只排到第17、第18位。
在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性研究三个方向中，性研究的禁忌最多，压力也最大。因为我们的社会，几十年来，一直是反性禁欲的。具体到研究上，一个表现就是，和性有关的研究课题，基本上不可能申请到经费。
比如说我带的一个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想写“虐恋”群体，希望能够进行“经验调查”。我写过《虐恋亚文化》这本书，但依据的都是文献。然而，我的这个研究生，他的开题报告根本没通过。社科院的负责人都不同意，说这个太敏感了。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中非常矛盾和分裂的一面：一方面觉得“性”非常敏感；一方面又被认为不重要。
李银河在上海举行讲座纪念王小波去世10周年（赵昀 摄 | 视觉中国供图）
我最开始做同性恋研究时，遇到的最大的反对意见是：“那么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你研究这个干吗？”持着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同性恋人群仅仅占总人口的4%，你们干吗不去研究占人口50%的一些人的问题？另外一种意见，就是“你为什么不去研究社会分层？”可其实这就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有人研究大象，有人研究昆虫，只是研究的领域不一样而已。
而且，无论虐恋还是同性恋，并不像主流想象的那样，只是特别少数的人才喜欢。虐恋也是人真实的心理需求。很多看起来非常强悍的人，人性深处其实反而有一点希望“被羞辱”的欲望，这也是一种补偿心理。
最早在做同性恋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困难，就是线索不太好找。当时同性恋是很受歧视的，大街上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我的第一个同性恋调查对象是当时做的一个单身研究的采访对象。当时我在《北京晚报》上登广告征集“独身主义者”，大概征集了40多个人来参加我的单身研究。其中有一位30岁的男士，我访问到他的时候问他单身的原因，他回答的时候就答不清楚，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后来他就跟我说：“我看你留学回来也不像个坏人，我告诉你吧，我单身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同性恋。”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同性恋调查对象。后来我用社会学中的一种滚雪球的方法，他介绍他的朋友来，还有朋友的朋友，这样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个调查对象最后到了120多人。
后来王小波也加入到这个研究中来，有一些特别年轻的同性恋者不愿意跟女的谈，这个时候王小波就会来帮我谈几个。另外一些需要到男厕所去进行的调查，也是王小波去。有一种传言说我为了搞男同性恋研究，女扮男装到男厕所，其实不是，是王小波去的，有线人的，带着到厕所。这个工作也为他写《东宫西宫》积累了素材。
从事“性”研究的另外一个压力，就是中国人总是把性和道德联系起来，把正视“性”和宣扬“色情”联系起来。2014年11月，广州举办了一届“性文化节”，邀请了华中师范学院的彭晓辉教授来做演讲。在演讲中，忽然有人冲出来向他泼粪。还有人在西安把我的照片挂出来向照片泼粪。他们的观点是，你看这个人主张婚前性行为，主张自慰无害，多么堕落。
我理解这是一种焦虑。从只有15%的人有婚前性行为，而且其中好多还是固定伴侣，到71%的人有婚前性行为，这是观念上多么大的转变和冲突。而且20年不到，时间这么短。所以，很多人会非常恐慌，非常焦虑，因为跟原来的差距太大了。但事实上，一个人的性观念、性行为跟道德没有必然的关系。你不能说，一个喜欢多人性关系的人一定就是一个道德低下的人。
2005、2006年前后，我曾经努力倡导过国家在涉性法律上的宽松。1997年，中国取消了流氓罪。在“流氓罪”这条法律下，一切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违法犯罪”，但还有“聚众淫乱罪”。其实，包括聚众淫乱罪、关于淫秽商品的法律等等，这些法律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没有的。
其实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涉性法律变化也非常明显，这个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些涉性法律虽然还有，但是很少实施了，判刑比较少了，案例也比较少了。比如根据淫秽品法而判罪的数量绝对减少了。这些都说明中国的风气越来越开放，涉性法律在走向宽松。
我觉得，无论如何，现在保守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说，几十年前可能90%的人像他们这样想，那现在只有10%的人像他们这么想了。那我所做的一切，就没有白费。
手记
很多年里，李银河在大众的印象中一直是“王小波的遗孀”，而她本身在学术上的建树和成就反而被遮蔽了。事实上，李银河身上有很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中国第一位进行同性恋研究的学者。
2000年后，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李银河，总是被妖魔化。她倡导“卖淫非罪化”，被曲解为支持卖淫嫖娼；她主张性的去道德化，主张取消“聚众淫乱罪”，被曲解为支持乱伦、群交。在西安，有人对着她和其他性学家的照片泼粪。
李银河认为，在正视人性和欲望这方面，中国人刚刚走出中世纪。
事实上，正视性，不代表就支持性放纵；正视同性恋等亚文化的存在，也不代表着就是要倡导婚恋主流变成同性恋。早在《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李银河就阐明过这一点：“社会学研究同性恋文化，仅仅因为它是存在的东西。我们说的文化，属于存在的论域，跟提倡没关系。实证的科学，研究的全是已存在的事。”
作为人在生存之外最重要的原始本能，性，原来是一件非常自然、正常，非常私人领域的事情。然而，宋代之后，中国人的性观念逐渐走向僵硬和扭曲，自然的性也日益与道德、秩序捆绑，这导致了对性的态度：极端压抑，或者极端放纵。然而无论压抑或放纵，都不是自然、科学和健康的。
虽然屡屡因为“性”话题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但是李银河的研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性”。早期她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敏锐地感知到当时中国人在两性观念及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变化，并运用社会学方式进行科学的统计和研究。她也是最早将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介绍到国内的人。
正如她在采访中所说，1978到2018年的40年，也是中国人两性、婚姻、家庭观念剧烈变革的40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观念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冲突与焦虑，便成为剧变的副产品。
与如此巨大的变革、14亿人口庞大体量殊不相称的是，目前中国从事“性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不超过20人。这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彭晓辉教授，包括李银河等“第一梯队”学者近年来纷纷退休，而后继者寥寥。
一方面是“女德班”的卷土重来，一方面是科学研究及传播两性、婚姻、家庭的学者们的声音长久被压抑和曲解，中国的“性社会学”依然是一片亟待开发的广袤土地，中国人在走向科学、自然、健康的两性观、婚姻观、家庭观的道路上，依然有很多障碍要跨越。
2012年，李银河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退休。退休后的她长住威海，住所坐落在威海最美的一片海滩旁。在这里，她上午写作，下午读书，晚上看电影。她说，她最喜欢的书之一，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她现在想把表达形式转为以小说为主，而且只写“虐恋”这个主题。她告诉我，虐恋这个东西太有趣了，它本身的戏剧性特别强。写的时候，根本不是她自己在写，而是冥冥中有一种力量把着她的手，让她写下来。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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